日本对世界垂下了“锁国”帷幕长达二百余年。
“锁国”政府的精神支柱是“华夷”思想。自名“神州”,“皇国”,除了崇拜中国之外,视异国为“夷狄”,“黠虏”。而这种“华夷”思想本是中国儒家的传统观念,即所谓“夷不乱华”,“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德川幕府把儒家的朱子说作为官方哲学,“华夷”思想成了其对外关系的指导思想。
然而,“锁国”并不是绝对的。官方允许长崎作为一个通航的港口,与中国、荷兰商人来往,1811年,德川幕府在天文台内设置专门的翻译机构,把西方书籍译为日语,内容十分广泛,是规模最大的教授和研究西学的机构。另外,先进的日本知识分子透过“锁国”的厚重帷幕,利用一切缝隙吮吸西方传来的新风。特别是由荷兰传来的西方文化,得到了较大的传播。前野良泽(1723—1803年)与杉田玄白(1733—1817年)从荷兰语翻译人体解剖学著作《解体新书》(1744年)标志兰学在日本形成。此后,他的弟子大槻玄泽(1757—1827年)创立了日本最早的兰学垫芝兰堂。到19世纪初,兰学已在江户,京都,大阪,名古屋和长崎等城市的部分知识分子中传播开来。兰学的代表人物有司马江汉(1747—1818年),林子平(1738—1793年),本多利明(1743一1820年),渡边华山(1793一1841年)和高野长英(1804—1850年)等。他们对西方文明的认识,没有局限于西方各国的科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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