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朦胧地认识到西方社会制度的先进性。本多利明认为：“国土之贫富皆在于制度与教示。”<转引自王家骅《幕末日本人西洋观的变迁》，《日本史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他认为英国虽然处孤岛，气侯寒冷，物产贫乏，但终于能成为强国，其原因即在于有大力发展生产与推进海外贸易的劝业制度与海洋涉渡制度。对西方文明的新认识，使他们对“华夷”观念和中国崇拜发生了疑问。
与兰学对立的是十九世纪20—30年代形成的后期水户学，它是日本儒学的一个支派。这个学派的中心人物是水户藩九代藩主德川齐昭（1800—1860年）。从十八世纪末开始，日本人首先感到沙俄南下的威胁。此后，英国商船也出没日本海。仅在1822—1824年间，就有十余艘外国接近水户藩沿岸，这都加剧了水户学者的危机感。他以形容日本当时的处境是“厝火积薪之下，而寝其上”认为“天下之忧，孰甚于此？”然而这种危机感，并没有使他们象兰学学者那样放眼海外，放弃卑鄙的锁国主义，也没有促使他们提出现实的民族防卫主张。
随着外来势力的不断侵入，日本知识界对后期水户学的西洋观和锁国攘外论投以怀疑，进而力图探求克服民族危机的新对策。1853年美国巨艘大炮威逼国门，强迫日本“开国”之后，他们的探求就更有紧迫感和现实意义了。
松代藩士佐久间象曾经是笃信的朱子学者，对后期水户学也深怀敬意。但事实使他认识到清朝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唯知本国之善，视外国为贱物，侮为夷狄蛮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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