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日本明治政府进行的“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等近代化事业，都从西方引进了大量设备、技术和人才；引进了经济管理制度、*、军事、文化教育制度，等等。如果说这些都是属于西方列强对明治政府维新活动的支持，那么，中国的洋务运动不是也得到同样的支持吗？！而且，我们认为，西方列强要求清政府进行洋务活动更具主动性。总理衙门是主持洋务活动的总机关，它的设立得到了西方列强的支持和称赞。奕䜣在总理衙门成立前曾派人征询英、法意见，英国使馆秘书威妥玛得此消息，“甚为欣悦”<《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1，第28页。>，说这是他们长期来求之不得的。法国公使布尔布隆也极表赞成，认为这是中外各国永敦睦好之最妙良法”<《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1，第28页。>。
洋务运动的启动和发展也得到西方列强的鼓励和支持。第二次鸦片战争，特别是太平天国革命被镇压后，西方列强深感清政府的衰弱对他们不利，认为“在东方海上发生的新的东方问题，不是由于中国的强大，而是由于中国的衰弱”。为了使清政府能适应其侵略的需要，他们极力怂恿清政府“借法自强”。洋务运动开始后不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英国人）上《局外旁观论》<转引沙琴特：《英中商务及外交》。>，英国使馆参赞威妥玛上《新议略论》<《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第13—22页。>都极力强调清政府“借法自强”的必要。赫德建议清政府及早举办“水陆舟车，工织器具，寄信电机，银钱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