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强硬政策，或避或推或拖延，对列强的要求始终不愿意答应，如有机会还组织力量进行抗击。比至列强毫不客气地攻陷广州、天津、北京，咸丰不得不带其亲信亡命热河。此时，他们对列强的仇恨心理便愈益加重。在这种背景下，已成惊弓之鸟的咸丰自然顾不上考虑如何学习西洋的“长技”，他的仇外心理也会成为他真正认识西洋“长技”的绝大障碍。
被咸丰留在北京与英法列强议和的奕訢，他的思想要比跑到热河的咸丰及其亲信灵活得多。在与列强打交道的过程中，他的传统的夷夏观念发生了变化，认为英法等国“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而主张“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他并不认为英法是大敌，而是把镇压人民起义作为当务之急，提出“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的方针。〔1 〕等到他对西洋长技有所认识后又提出了他的“自强”之道：“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如何练兵？他认为“若能添习火器，操演技艺，训练纯熟，则器利兵精，临阵自不虞溃散”。〔2〕这里说的“火器”系指洋枪洋炮。当然， 这时对洋枪洋炮有所认识并主张为我所用的并不止奕訢一人。在太平天国战场前线的两江总督曾国藩在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就提出了“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为可期永远之利”的思想。〔3〕可以说，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统治阶级内部已有一部分人开始具有向西方学习的洋务思想，奕訢是这一部分人中地位最高的官员。尽管如此，奕訢等人并不能左右当时清廷的方针政策，真正的决策者是具有很深仇外心理的咸丰。在这种形势下，洋务运动很难起步，即使能起步，也举步维艰。
咸丰十一年七月（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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