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洋务派官僚日益膨胀的权势，清朝当权者当然不是熟视无睹，听任其发展，而是采取各种手法，千方百计遏制他们的势力的发展。 

　　清廷最高当权者慈禧首先打击的对象是洋务派首领奕訢。辛酉政变后，慈禧因为要依靠奕訢，所以对他恩宠有加，但权欲极盛的慈禧绝不能容忍奕訢的显赫权势，当她的统治地位一旦巩固时便处心积虑地削弱奕訢的权力。同治四年（1865年），慈禧以“目无君上”、“暗使离间”等罪名，〔9 〕下诏革去其一切职务。虽然后来在许多王公大臣的请求下又恢复了他的总理衙门大臣、领班军机大臣等职务，但是取消了议政王的称号。同治十三年七月（1874年8月）， 同治由于奕訢不同意重修圆明园，震怒之下以“言语之间诸多失仪”为由，革去奕訢一切差使，交宗人府严议，后经慈禧出面加恩赏还。对于这次事件，奕訢心里自然清楚，虽然是同治出面对他的整治，但也是慈禧对他的又一次警告。经过这几次严重打击，春风得意、锐意进取的洋务派首领奕訢变得小心谨慎起来。慈禧与奕訢的斗争其实质是权力斗争，但是由于被打击的对象是洋务派的领袖人物，所以对洋务运动自然具有不利影响。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同治病死，光绪即位，慈禧重新垂帘听政。这次听政不同于上次，她的统治地位已经得到巩固，奕訢在日后行事上只有唯谨唯慎而已。直隶总督李鸿章乘赴京叩谒同治梓宫之机，晋见奕訢，“极陈铁路利益”，请先修筑清江至京师段，以便南北交通，希望得到奕訢的支持。奕訢虽然赞成李鸿章的意见，但却“谓天下无人敢主持”。由于得不到奕訢的支持，李鸿章也“从此遂绝口不谈矣”。〔10〕这次修铁路的动议只到奕訢那里便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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