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电报总局，对远离他的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局进行遥控。左宗棠任闽浙总督时设福州船政局于福州，调任陕甘总督时还表示“身虽西行，心犹东注”，〔7 〕在兰州又成立了兰州机器局和兰州织呢局。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上时筹设广州枪炮局、织布局，等他移督湖广，广州的机器也随他北上，湖北枪炮厂、汉阳铁厂和湖北纺织四局也在汉阳和武昌落成。至于洋务派官僚在自己控制的局厂里安插亲信就更不待言。李鸿章接手天津机器局后对其进行换血，使其成为自己把持的企业。对于自己训练出来的军队，洋务派官僚更是不容他人染指。当年曾国藩奉清廷之命率淮军北上镇压捻军，李鸿章对淮军进行遥控。曾国藩指挥淮军不灵，打捻无功，气愤地责怪李鸿章：“目下淮勇各军既归敝处统辖，则阁下当一切付之不管”。〔8〕
正是因为凭着办洋务的资本，洋务派官僚地位巩固，权势扩展。曾国藩官至直隶总督兼内阁大学士，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数十年，并兼内阁大学士，左宗棠官至军机大臣，丁日昌官至总理衙门大臣。清政府对这些权臣也不得不表现出更多的倚重，除了办洋务以外，军事上、外交上也主要是依赖他们。平定阿古柏的战争，依靠的是左宗棠的湘军；中日战争主要依靠的是李鸿章的淮军、北洋海军和刘坤一的湘军；平时江防海防也主要依靠湘淮勇营。清政府的外交也几乎被洋务派所包揽，重大外交谈判自不必说，各地发生的教案等中外交涉也多由洋务派出面。
总之，洋务运动的兴办从一个方面使洋务派官僚不仅巩固了已有的地位，而且在清廷的默许下攫取了可观的军事、内政和外交大权，在一定程度上架空了清廷，极大地加重了清朝早已形成的内轻外重的*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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