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工厂也由当初的以手工制作为主的安庆内军械所，发展到二十多个采用大机器生产的军工局厂。这些局厂生产各种枪炮*，有的如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还可制造修理船舰。民用企业也随之发展起来，涉及到航运、采矿、冶炼、邮电、纺织等行业，规模颇具。 

　　上述这些被称为“同光新政”的辉煌耀眼的成就背后，还有一个与其同步发展的东西，这就是洋务派的势力。洋务派官僚通过举办洋务事业，巩固了其原有的势力并一天天壮大。奕訢把持的总理衙门权限不断扩大，甚至掌握了一部分有关官吏的人事行政和考试的权力，实际上已成为清政府的“内阁”。由于洋务事业从其一开始就依赖掌握一定军政大权的地方官僚，从经费的筹措到局厂的选址、官员的选派、技师的聘请，无不靠洋务派自行筹办。洋务派也就把办洋务作为将来进身之阶、当作私产来经营，在具体事务上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前述练兵办企业都是如此。这些洋务派都牢牢把持自己所办的洋务，生怕他人插手，譬如洋务企业，各洋务派在兴办过程中无不从如何对其控制去考虑。既然中央户部拨不出经费，地方督抚就去自行筹措，安庆内军械所的资金由湘军军饷中拨除，江南制造总局款项，“创办之初，均在军需项下通融筹拨”，〔4 〕金陵机器局“历年用款均于淮勇军需报销案内另册专案附奏请销”。〔5〕其他地方省份自行设局制器， 如山东机器局，巡抚丁宝桢，“事事为求自拨”，由司道各库筹拨银两。〔6 〕地方督抚既然掌握了经费，自然也就视企业为己有。企业的选址尽可能选在督抚身边，如李鸿章在江苏巡抚任内时设苏州洋炮局，等他升任两江总督后就将该局迁至南京，成立金陵机器局，任直隶总督后在天津成立了开平矿务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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