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页。)就能无敌于天下。很显然，他们实际上还没有从天朝大国的迷梦中清醒过来，认为只要牢牢守住孔孟之道，就能制胜一切强敌。这种认为西方先进的技术与装备是雕虫小技，不足为虑，认为战争的胜负可以完全排除武器的因素的观点，显然是十分荒唐的，是愚昧无知的表现。洋务派主张“中体西用”，认为既要守住孔孟之道，又要学会西方的科学技术，并且认为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有效地对付外来侵略。
在洋务运动中，顽固派对洋务派可以说是步步逼紧，极尽攻击之能事。同治元年，总理衙门在北京创办同文馆，招员学习外文。同治五年，总理衙门“因思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洋务运动资料》第2册，第22—23页页。)，因此决定“延聘西人”教习天文、算学。张藻盛首先起来反对。他叫嚷：“朝廷命官每用科甲正途者，为其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也，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门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洋务运动资料》第2册，第28—29页。)在张某人看来，“规模宏远”的“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足以将一切敌人打得落花流水，学习“制造轮船、洋枪”实是多此一举。接着，大学士倭仁振振有词道：“今以诵诗书者而奉夷为师……恐不为夷所用者鲜矣。”“立国之道当以礼义人心为本，未有专恃术数而能超衰振弱者。天文、算学只为末议，即不讲习，于国家大计亦无所损。”(《洋务运动资料》第2册，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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