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曾氏因为阶级局限性，不能认识也不能承认较封建专制统治远远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是西方强大的根本原因。但他毕竟承认了中国有不如外国的地方，至少在科技方面远不如外国。而这种承认的价值，比起它的实际作用来说，显得更为可贵。因为它标志着近代中国社会孕育着一种“反思”意识和“求变”力量，从而为中国社会的进步注入了新的推动力。

　　3、曾国藩重视武器和人的有机结合，不是唯武器论者。

　　顽固派从狭隘的*偏见出发，把洋务派学习制造使用先进武器，攻击成是“唯武器论”。例如刘鸿锡说：“军民之心皆涣，虽有轮船火器，畴则驾而用之？”“士卒同仇，则制挺可挞坚甲利兵；士卒逃散，则干将莫耶亦成废铁，在人不在器也。”(《洋务运动资料》第278—789页。)这些话表面看来颇有道理，但他们的动机是想向世人说明：中国不应使用新式枪炮，在中国出现铁路、轮船、机器、电报等新生事物完全是不应该的。他们妄图以所谓“中国数千年礼义廉耻之维”来战胜侵略者，实质上是妄图证明昏庸腐朽的清政府还有能力打赢一场反侵略战争，封建制度还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事实上，洋务派并不都是“唯武器论者”，至少曾国藩不是。曾氏认为，“自强之道，讲求之术有三：曰制器，曰学技，曰操兵。”(薛福城《庸庵文集·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实疏》。)在这里，他把“制器”作为“自强”的重要手段之一。他兴办近代军工，制船铸炮，制作洋器，更说明他把武器这一战争中的重要因素摆到了要紧的位置。但曾国藩又认为：“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洋人军器最多，而无救于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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