顽固派还攻击洋务派是要“用夷制夏”。曾国藩的门生李鸿章、丁日昌被他们骂作是“直欲不用夷变夏不止”，指责李是“竭中国之国帑、民财而尽输洋人”。(《洋务运动资料》第135页。)

　　表面看来，顽固派有“抵抗洋人，捍已华夏”之势，而实际上，他们在外国侵略者面前是放弃了武装，坐以待毙，奉行的是一种投降主义。例如刘鸿锡在致李鸿章的信中说：“今西夷远隔重洋，势不能跨越数万里而并有华夏，”所以“西洋之事以和为主……平日接待洋人亦宜以诚为信，袒怀相示”。(《洋务运动资料》第275—276页，第288页。)刘氏甚至主张一切外事交涉都可由洋人处理。可见，极端守旧派不仅是维护封建统治长治久安的空想主义者，同时也是当时地主阶级中最无用的一群废物，同主张以“自强”、“求富”的手段来抵抗侵略的洋务派比起来，毕竟是良莠分明。

　　在这种争论中，曾国藩作为洋务运动的首倡者，自然地当起了迎战顽固派的先锋，从而也明白地表现出了其进步性的一面，这从以下四个方面可以得到佐证。

　　1、曾国藩较为清醒地认识到了侵略者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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