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败利钝,不敢计也。”(《家书》咸丰十年九月十四日。)可见国难当头,曾国藩是毫不含糊的。曾国藩这种敢于同洋人拼命的精神气慨,一直到晚年也没有改变,这在他处理“天津教案”中有所表现。他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写道:“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毁教堂一案。外国人性情凶悍……将来构怨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负其初心。(《曾国藩全集·家书》第1369、1375页。)曾国藩这种反抗侵略的精神,其进步性不言而明。
综上所述不难得出一个结论:作为洋务派首领的曾国藩,在与极端守旧派的激烈斗争中,明显地表现出了“站得高,看得远”的超众之处,不愧为当时地主阶级中的先进分子。
二 从洋务运动“救亡图强”的宗旨看曾国藩的进步方面
清王朝自嘉庆以后,已逐步走向衰落。鸦片战争中遭受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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