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懂西方技术又会办“洋务”的人才。当时曾国藩的总督幕府中，就曾聚集了法律、算术、天文、机器等方面的专门人才共“百人左右”。(《西学东渐记》（容闳），第86页。)在这段时期内，经济活动完全是出于军事的需要，主要是为军工生产服务。借“西法”以求“自强”是洋务派六十年代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虽然李鸿章在1865年就曾说过，“洋机器”“原不专为*而设”，它“于耕织、刷印、陶植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9，第35页。)但七十年代以前，洋务派的经济活动决不涉及“民生日用”方面。
七十年代以后，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势力，随着其*、宗教、文化势力的推进，已从中国沿海逐渐渗透到内地，并慢慢站稳了脚跟。尤其是几家外国轮船公司相继在中国成立，垄断了中国沿海及长江中下游航线的船运业，使各种外国商品更能长驱直入，活跃于中国城乡市场。外国在华企业的出现，洋货的大量涌入，加上近代军事工业的引进，必然影响和刺激中国商民对兴建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欲望。事实上，当时很多中国商人，或附股洋商企业，或自办工厂，已经开始了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新式工商业取代旧的工商业，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封建生产方式的现象呈现出不可避免的趋势。这种形势下，洋务派官僚开始注意并逐步展开了“民生日用”方面的经济活动。李鸿章说：“我既不能禁华商之勿搭洋船，又何必禁华商之自购轮船”(《李文忠公全集》，《明僚函稿》卷12，第29页。)，又说：“盖既不能禁洋货之不来，又不能禁华民之不用，……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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