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封建色彩的混合物。洋务派利用官方给予企业的专利或营业特权以及通过减免税收，津贴等政府优惠，进行垄断经营。例如对纺织、轮船等很多容易获利的行业，洋务派只准自己独家经营，民间资本只许“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43，第44页。)。这种只许“一家获利”，不准“百家仿行”的政策，直接压制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洋务派要发展的“商”，主要是“官商”而不是“民商”；他们谋求的“富”亦主要是洋务派官僚集团之一己私利而不是国家与“商民”之富。难怪这种“官督商办”政策在当时就受到人们激烈的抨击。郑观应愤怒地指出，官督商办是“困商之虐政”(郑观应：《商务二》，《盛世危言》卷3，第6页。)，它只有“强权”而无“公理”。钟天伟也说：“官督商办事权偏重，一切唯总办之言听之，近年来各公司皆办不得法者，即坐此弊也”(《格致书院课艺》丁亥夏季钟天伟课艺。)；吴佐清则说：“此官督商办万万不可也”(《格致书院课艺》癸已冬季吴左清、殷之辂和信者桂山课艺。)。而且这些抨击又主要是针对洋务派自诩办得最为得心应手，最有“成效”的轮船招商局及上海机器织布局。
洋务派主张发展近代工商业的思想还具有浓厚的买办色彩或半殖民地性质。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中国*舞台上粉墨登场的洋务派官僚集团，其本身就是与洋人买办的结合体。这一集团的中央代表奕䜣、文祥等是由外国侵略势力直接扶植起来的；其地方代表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也各有其外国势力作后台。尽管洋务官僚的骨干队伍中也曾出现过对外国列强的侵略活动毫不妥协的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