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亦设机器自为制造，轮船铁路自为转运？”(《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第20页。)，并主张由“官设立商局”，将那些“依附洋商名下”的“所有轮船股本”“归并商局”(《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0，第32页。)。显然，这种倡导创办近代企业进行商品生产，以“国货”代替“洋货”的言论，包含了抵制外国经济势力侵入的思想。于是，七十年代以后，洋务派经济活动的重点由兴办军事工业转为民用企业，洋务运动的中心则由“自强”转为“求富”。
经济活动重心的转变，不但表现了洋务派对发展近代工商业的重视，而且反映了洋务派思想体系中已具有了“商本”乃至“商战”思想的内容，这就决定了洋务派是地主阶级中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官僚集团。早在六十年代初，曾国藩就指出：“泰西以商战二字为国”(《洋务运动》（一），第166页。)，露出了一点对“商战”的欣赏态度。八十年代，张之洞也曾说过“以工商立国”、“以兵战为用”的话。(《洋务运动》（一），第324页。)李鸿章虽然没有这方面的明显言论，但他关于发展民用企业的一些主张，实际上也反映出某种程度的“商本”思想，并且也多少含有“商战”的味道。前述关于自办企业生产“土货”代替“洋货”的主张就是一例。另外，李鸿章还说，办轮船公司是为了“与洋商争衡”(《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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