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半殖民地的现实已无法改变。他说：“各国条约已定，断难更改”；“两国相交，全靠条约，条约如何可以改变？”(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四，《译署函稿》，卷三。)不平等条约是西方强加于中国的殖民镣铐，从当时清政府实力看，想要取消这些条约，确实没有可能。但李鸿章把这些条约看成是合理合法的存在，心甘情愿地承认列强在华的非分权益，不敢有任何非议，这正迎合了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要求。

　　他认为清政府“自强”的最高标准，就是维持现有局面，不再继续败坏。他说：“居今日而曰攘夷，曰驱逐出境，固虚妄之论”，“我之造船……不过以守疆土，保和局面口”(《李文忠公奏稿》，卷十九。)

　　他认为“洋人所图我者利也、势也，非真欲夺我土地也”，(李鸿章：《复曾相》，《朋僚函稿》，卷十。)这就使“和戎”有了可能。封建地主阶级把“人民”、“土地”视为统治基础，只要不夺取他们的土地，不掠走他们的人民，就不使他们感到致命的威胁。李鸿章站在这个角度上，对“和戎”很有“信心”。凡有清政府被洋人敲诈勒索之事，李鸿章就扮演以“势”“利”去喂饱洋人，换取“和局”的角色。

　　“外须和戎”承认中外的客观差距，希望求得和平环境徐图“自强”，有其合理的因素。一般说来，洋务派都是主张“外须和戎”的。但当外国侵略者气势汹汹打上国门时，有的人能够予以必要的反击。左宗棠坚决主张出兵新疆，曾纪泽力主争取对法战争的胜利，以成为中国由弱变强的转折。他们的态度都是比较积极的。

　　李鸿章的“和戎”却完全是消极的妥协投降。中法战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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