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外须和戎”比，“内须变法”却不失为一种积极的思想。

　　李鸿章清醒地认识到，面对几千年未有之“强敌”与“变局”，中国必须有所改变，否则就会有“不可知”的大祸临头。他面向世界，看到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国“以守法为兢兢”，更感觉到“变法”的紧迫性。他经常呼吁，非变法不能应付时局。他说古今局势迥然不同，不能拘狃于祖宗之成法，若事事必拘成法，那必然“日即于危弱而终无以自强”。他认为，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不研究切实可行的对策，却处处用“成法”来捆住自己的手脚，好比医生治病，“不拘何症概投以古方”，决不会得到好结果。但是，李鸿章的“变法”与后来维新派提倡的“变法”不是同一概念。维新派要改变中国传统的封建体制，李鸿章却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十五。)他对封建主义的文武制度推崇备至，是一个坚定的“中体西用”论者。对于“中体”，他不允许有任何怀疑。在派学生出洋的。“应办事宜”中，李鸿章再三强调，留学生在国外不能专攻西学，仍然要学习《孝经》、《小学》、《五经》及清朝律例等书，经常宣讲“圣谕广训”，“示以尊君亲上之义，庶不囿于异学”。(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十九。)他很怕留学生为“夷”所变，思想异化。李鸿章的“变法”具体内容前后有所不同，但始终严格局限于“尊君亲上”的范畴之内。

　　李鸿章的“变法”从“自强”开始。他说：“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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