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筹议海防折》中、李鸿章围绕“筹饷”的难题。集中阐述了他的“求富”思想。他说通商口岸多，洋货源源不断涌进中国，“既不能禁洋货之不来，又不能禁华民之不用”，仅英国呢布一宗，每年就以中国市场吸收白银3000万两，铅、铁、铝、锡又售银数百万，中国的手工纺织业和旧式采矿业倍受排挤，“曷若亦设机器自为制造，轮船铁路自为转运？”使中国的机器产品质量达到西方产品水平，就可以抵制洋货东来。他又说，中国矿藏丰富，从未经大规模开采。当此国家财政拮据之时，再不兴开矿藏，岂不是“家有宝库封锢不启而坐愁饥寒？”(《洋务运动》（一），第50页。)李鸿章还在一定程度上感到了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的历史趋势，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一经引入中国，任何人都无法阻挡它的发展。所以他预言：“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照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李鸿章着眼从新型近代企业中去谋求国家富强之道，这种开放思想是符合历史潮流的，是积极向前的。至于他在实践中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需要从多方面探讨教训。

　　要“求富”，必然与洋人争利，这一点李鸿章认识得很清楚。愤于洋人轮船横行，“中国内江外海之利，几被洋人占尽”，(《洋务运动》（一），第50页。)1872年他创办了轮船招商局。1877年筹办开平矿务局，也是为了中国近代工业“用煤不致远购于外洋，一旦有事，庶不为敌人所把持，亦可免利源之外泄。”(《洋务运动》（六），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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