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之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二十五卷。)即寻觅生产武器的工作母机，自行仿造洋枪洋炮。在此思想指导下，李鸿章先后兴办了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等*工厂，从而引进了机器生产。机器生产不是祖宗所遗留，中国社会对些一无所知，各兵工厂在原料、技术乃至管理上，无一不仰赖外国人。由于技术落后，管理混乱，冗员充斥，这些工厂生产出的枪炮，成本高，质量低，远不如直接向外国购买简便合算。但李鸿章坚持自造与购买相结合的方针，因为向外国购买新式武器也有弊病，只能“得其用而昧其体”，终难免为外人挟持。自己制造，其初不得不雇用洋人指授，待到内地工匠掌握了生产武器的技术，“久之自能运用，转相传习，乃为经久之道。”(李鸿章：《筹议天津机器局片》，《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十七。)
李鸿章制造洋枪洋炮，用以改变清军的落后装备，既是为了镇压人民，也有抵抗侵略的意图。实际上，李鸿章控制的沪、宁二局既为淮军“剿捻”提供了大批*，在中法、中日战争期间也“加工赶造，昼夜不停”，支援了前方的战事。
随着对西方认识的深化，李鸿章逐渐感到，国家只有“富”，才能“强”。他的思想在与时俱变。60年代中期，列强为了加速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广泛推销商品，全面控制中国，一再诱劝清政府兴修铁路。那时，总理衙门由于吃够了洋枪洋炮的苦头，正主持筹办学习西方“船坚炮利”的军事工业，对洋人的其它“长技”则疑虑重重。站在被动挨打的消极立场上，总理衙门的官员根本没有信心接受铁路“这样美好的礼物”。各国不断前来纠缠，总理衙门十分头疼，通报各省督抚“共商”。督抚们一致坚决反对，李鸿章也是其中之一。到70年代中期，李鸿章已从自强的角度认识到铁路对于国计民生的重要作用，成了最早倡导兴修铁路的人。他认为“中国积弱由于患贫”。他说西洋千数百里面积的小国，每年的财政收入动以数万万计，这许多钱财哪里得来呢？无非取自于煤铁矿局及铁路、邮电的税收。中国“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至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抵强，未有不终受其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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