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中的军官则是吃“空饷”，使“空额甚多”，更有甚者竟然“敛钱贩私”。他们极端鄙弃“声名恶劣”的官吏在生活作风上，非但没起到表率作风，反而败坏了世风。特别是，清流派无情地揭发那些身上已染有封建社会三大恶习——烟、娼、*——病毒的劣官。如刘恩溥指出，“满汉文武大员以及翰詹科道”竟有“吸食洋药者”，他建议“勒限三月概令禁断”，希望通过加强行政手段禁绝官员吸鸦片。又如由邵积诚等数件劾章所昭揭于众的一些官员“声名素劣，众所不齿”的“卑鄙无耻”行为是：“买妓为妾”，“广置房屋赁作妓寮收取租息”。再如陈宝琛弹劾候补知府蒋凤藻“狎娼聚*”，张佩纶抨击贵州官员汪元庆“以*为生计”，“与黔省吏治风气大有关系”。无可否认，烟、娼、*这三大恶习若出现在一个道貌岸然的“父母官”身上，便成了世人最为敏感的*丑闻。治政理民者自己就在伤风败俗，还谈什么正风俗以治天下呢。清流派不遗余力地抨击或吸食鸦片、或纳娼为妾、或参与*的“无耻”之官，使其声名狼藉，这对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清流派舆论的影响力，使那些欲入烟、娼、*腐败圈子的官吏，在其举足前多少还是有所顾忌的。就是清流派中的某个成员，一旦放弃对自己的约束染有这种恶习，也会无颜对世论而自动退出政界。清流派干将宝廷在出京典试途中纳船妓为妾，回京后不得不自请解职归里为民，即是曾轰动一时的一例。清流派的善恶观由此可见一斑。
清流派还认为，“恶”在失礼官员身上又表现出如奏折中“措词失当”，上奏时“违例陈请”，无不以君主独尊为转移。当然，他们所揭示的如“言语猥琐，举止卑谄”，“奔竞成风，廉耻道塞”等“恶”行，确实不应在肩负治理社会之责的官员身上表现出来。
清流派在上书言事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对君主的“忠”，有时从正常走向极端，出现了心理变态。吴可读的“尸谏”，就是清流派中以死谏君主的最突出的例子。这里且不去评论吴氏“尸谏”是为了皇位应如何继统继嗣问题，光看他所留下那份遗折的内容，已反映出他“忠”君实为“愚忠”。遗折启句“为以一死泣请懿旨预定大统之归以毕今生忠爱事”，言明“死”就是为了表示对君主的“忠”，遗折结语重申“尸谏”实是“尽愚忠”，明知是“愚”还要以死尽“忠”，可见愚的已不能再愚了。清流派的善恶观对“忠”达到吴可读如此地步，换言之，由清流派的善恶观把产生出吴可读这样的“愚忠”怪人，关键在于封建伦理道德枷锁对这群科举“高才”的严重束缚。清流派中的人物在其所走的人生旅途上，充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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