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是早期中国近代企业的倡导者,他积极引进大机器生产,旨在“稍分洋商之利”;他醉心于“官督商办”,阻碍了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发展。他虽然大力呼吁“变成法”,但却反对动摇君主专制制度。剖析李鸿章的思想主张,颇有助于理解洋务运动的得与失。
引进大机器生产——稍分洋商之利
工业化是近代化的基本的必要的条件,传统社会的主基调是农业的,近代社会的主基调是工业的,传统社会进入近代社会的动力是工业化。李鸿章作为洋务运动的实际主持者和推进者,是早期中国近代企业的倡导者。工业化的核心是用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李鸿章抓住了这一关键,积极引进大机器生产。李鸿章认为,军工企业需要完整的近代工交体系,需要雄厚的资金。因此要推广机器生产,大力发展工商,“惟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万口等税。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至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敝者”。同时,李鸿章认为机器生产能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洋机器于耕织、刷币、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而设。妙在借水火之力以省人物之劳费”[1]。在当时,这种认识是难得的。顽固派还主张“不以耕织机器夺农工之业”[2]田,认为“以技艺夺造化则干天之怒,以仕官营商贾则废民之业”[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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