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交通运输的近代化。1872年李鸿章就明白地表示支持商人兴办轮船运输业，“我既不能禁华商之勿搭洋船，又何必禁华商人自购轮船”^[5]。并很早就有“改驿递为电信、土车为铁路”的打算，认为铁路电线，“功用最大”，提出了建造南北四条铁路干线的计划，并成立天津铁路公司，着手建筑了唐山到天津的中国第一条铁路，积极倡导用西法开采煤铁。开平矿务局就是在他的主持倡导下兴办的，他认为，“从此中国兵商轮船及机器制局各局用煤，不致远购于外洋。一旦有事，庶不致为敌人所把持；亦可免利源之外泄。富强之基，此为嚆失”^[6]；重视近代纺织业。“吾中华向来织布借人工，泰西竞尚机器，工半利倍”；洋布价廉物美，“已家喻户晓无从禁制”。^[7]为此，他积极筹建上海机器织布局，在织布局毁于火灾后，又立即重建，“并厘定章程，号召华商多设分厂，以资推广”^[8]。中国早期有经济效益的交通运输、采煤炼铁、轻纺织业等近代企业几乎都是在李鸿章主持或倡导下创办的。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若创办近代企业便不能不和外国侵略者“争利”。当时沿海航运几乎全被外轮霸占，以纱、布为大宗的洋货大量涌入内地，国权不保，利源外泄，中国日益贫困。李鸿章创办近代企业，同时也引进了竞争观念，具有“为收回中国利权起见”的目的。

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原期“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9]，该局的创办，打破了外商在中国水域的垄断局面。据李鸿章估计，“创办招商局十余年来，中国商民得减价之益而水脚少入洋商之手者，奚止数千万”^[10]；开采漠河金矿，目的在于“外以折强邻窥伺之渐，内以立百年富庶之基，其有益于国计民生，殊非浅鲜”^[11]。并强调“借用洋法而不准洋人代办”，也不准洋商入股。并以“权利所在，军务、商务消息岂能使别国操之”^[12]四为理由，抵制了德国在中国架设陆线的要求；对于纺织等轻工业，李鸿章指出只有引进外国机器，才能“分其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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