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氏从60年代开始，就认为追求富强是拯救、振兴中国的不二法门。在70年代后期出使英国后，更认识到实现富强的重要意义：“虽使尧舜生于今日，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不能一日缓也。”(《铁路议》，《郭嵩焘诗文集》（以下简称《诗文集》）第553页。)但他几乎从洋务运动诞生的时候开始，就对它抱着批判的态度。同治十三年（1874）底，总理衙门奕炘等人提出关于当时国家事务的6条意见，包括发展洋务运动和整顿内政等，清廷令全国高级官吏讨论。时任福建按察使的郭嵩焘即虽上《条议海防事宜》，系统阐述了自己对自强与洋务运动的看法。他认为，“自强”固然是中国的当务之急，但“行之必有其本，施之必有其方。本者何？正朝廷以正百官，大小之吏择人而任之，则本立矣。方者何？求富与强之所在而导民以从之，因民之利而为之制，斯利国之方也。”西方的强盛，正在于其“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这就是说，国家政权在求得“自强”过程中的任务，只是整顿吏治以立自强之“本”，同时引导百姓去从事具体的求富求强的活动。在他看来，西洋“国家大政，商贾无不与闻者”，各国政府“皆有保护商贾之心”，所以能“资商贾之力以养兵。”而中国则相反，“上下之情太隔，彼此不相顾恤”，“商人与官积不相信。”封建国家既不保护商贾，商贾也就对国家利益漠不关心。中国与西洋“贫富强弱之势即于此分。”所以，他主张国家应改善与商贾的关系。朝廷应做好4件事：“急通官商之情”，“通筹公私之利”，“兼顾水陆之防”，“先明本末之序。”如能这样“人民日就又安，边疆自臻绥谧，”经济得到发展，自强也就实现了。至于具体的经济活动，国家不必参与，主要应由“商贾”承担。西洋都是“广开口岸，资商贾运转”，中国应该鼓励商人振兴实业，“令沿海商人广开机器局”，造船制器。总之，“以中国之大，土田之广，因地之利，皆可使富也，用民之力，皆可使强也。”关键在于朝廷要确立根本，摆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