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是开明高级官吏，郭嵩焘却有如此独特的思想认识，自有其具体的原因。第一，与洋务派官僚不同，他有一段独特的经历，那就是他早年就同西方事物有过频繁的接触，与西方人士有过甚为密切的交往。还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就开始对西方社会进行研究。到出使英法以后，亲身生活在西方社会中，受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巨大影响。他看到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一般都由私人从事，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使社会经济呈现出活跃的状态，整个民族经济的发展为国家的“富强”奠定了基础。国家政府机构一般都不从事具体的企业活动，而主要是为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提供制度上的保证。郭嵩焘认为这是走向富强最为合理的途径。但是他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精神实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谈不上有真正的理解，只是感到它们与西方的繁荣有密切的联系；他又按照中国传统的*概念；将之比附为统治阶级常说的“纪纲法度”、“人心风俗”，于是就强调清政府应以整顿吏治、教化人心为职志，把发展经济的具体任务交给“百姓”、“商贾”去承担。
第二，郭嵩焘虽然已经隐约觉察到历史巨变的大势，但他还是不能把未来的社会与他所处的封建社会完全区别开来。他把“富强”的实现与历代封建盛世混为一谈，认为“富强者，秦汉以来治平之盛轨也，常数百年一见，其源由政教修明，百姓家给人足，乐于趋公，以成国家磬固之基，而后富强可言也。”(《与友人论仿行西法书》，《诗文集》第253—255页。)而由官方投资或控制来兴办各种企业以求富强，则是历代封建盛世从未有过的做法，这就成了郭嵩焘反对洋务运动的又一个理由。
第三，洋务企业在举办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病也是郭嵩焘反对官办、主张民办的一个原因。洋务企业中大小官僚贪污营私，黑幕重重，管理混乱，经营腐败，洋务派通过企业活动求富求强的企图根本无法实现。郭嵩焘目睹这种种情形，毫不客气地对洋务运动大加指责，否定它的现实意义。
第四，更为深刻的原因是在国家观念上，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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