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西富强之业，资之民商，……其人民趋事兴工，日增富实。”(《致李傅相》，《诗文集》第239－243页。)整个社会的财富增长了，国家自然强大起来。西方各国虽然不是由官方来组织、从事经济活动，却能日益强盛，原因就在于“其国家与其人民交相维系，以利为程。所以为富强者，民商厚积其势以拱卫国家，国大者数千里，小者一二百里，莫不皆然。”在军事上，一有“大兵大役，皆百姓任之。”(《致李傅相》，《诗文集》第239－243页。)所以，通过人民的富实现国家的强的道路，应是中国的富强之路。
但是，国家并不是历史发展过程中被动的受益者，它虽然不必、不能从事具体的经济活动，但它毕竟从宏观上控制着整个社会，能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上的保证，运用它的权威，在实现富强这个目标之下，建立起一种新的*秩序、社会秩序。这就是“立富强之本”。同时，国家对于“民商”，还应该“用其全力护持之，”维护他们的利益，象西方那样“立国之势与民共之，百姓有所为利害，国家皆与赞其成而防其患。”(《铁路后议》，《诗文集》第555页。)这样，国家才能与人民相得益彰。
郭嵩焘由此对当时如火如荼的洋务运动几乎全盘否定。他指斥洋务派的企业活动是与民争利。他认为自然财富并非专属国家所有，“即以湖南矿产言之，所在皆民业。无官山。”(《与友人论仿行西法书》，《诗文集》第253—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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