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对国家职能的理解上郭嵩焘与洋务派存有差别。洋务派从他们举办企业活动的时候起，就把经济活动也看作封建*的一个重要内容。他们形成了一种新的观点，不仅把国家政权理解为*实体，而且开始将之理解为经济实体。国家不仅具有统治的功能，不仅可以造成*上、文化上的秩序，而且可以在新的形势下领导新的社会经济生活，在数千年未有的绝大“变局”中，将经济与*、文化等一体化，把社会活动的若干主要方面都统一到各级政权中去，以达到封建国家权威的重建与扩大，形成新的意义上的大一统。这实际上是封建主义的一种自救形式。对国家职能从而对国家概念的这种理解实际上成了洋务运动最基本的理论基础。而郭嵩焘所否认的，恰恰就是这种基础。他指出国家在求富求强的活动中要端正“本末”关系，将整顿吏治、人心风俗作为国家政权所应发挥的职能，也就是认为国家只应有*、文化的功能。他呼吁国家通过努力，造成*上和思想文化上的新秩序，以保证富强事业顺利进行。他虽然不反对与封建国家的安危密切相关的重大设施，如电报、铁路，政府可以投资兴办，但反对封建国家把参与经济活动作为它的基本职能之一。
与此相联系，郭嵩焘与洋务派的富强观也不相同。洋务派把“富强”主要理解为作为统治机构的“国家”的富强，并认为它与人民的生活、与整个社会的进步没有直接关系。郭嵩焘则同时把“富强”理解为人民的广泛富裕和整个社会的发展，而“国家”的富强只有在此基础上才可能实现。他认为没有“百姓困穷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致李傅相》，《诗文集》第239—243页)那就是人民的精神状态、道德水平和基本素质如何是一个民族能否实现富强的关键。他指出，“西人富强之业，诚不越矿务及汽轮舟车数者，然其致富强固自有在。”(《与友人论仿行西法书》，《诗文集》第253—255页。)所谓“固自有在”，就是“有本有末”。“本者何？人心风俗而已矣。”(《铁路议》，《诗文集》第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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