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观点出发，郭嵩焘对当时众所瞩目的洋务运动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反对意见。针对洋务派正忙于造船制械以求“自强”，他认为“竭中国之力，造一铁甲船及各兵船，布量海口，遂可操中国之胜算，而杜海外之觊觎”是很不现实的。因为“自古国家大利之所在，皆成于渐而起于微，断无一蹴而即臻富强之理。”洋务派“怀欲速之心以急责海上，将谓造船、制器用其一旦之功，遂可转弱为强，其余皆可不问，恐无此理。”洋务运动中的种种做法，既不能立其本，又无法治其末，所谓“自强”，只能是无稽之谈。只有依靠广大商贾的力量，使整个民族经济发展起来，才谈得上真正的富强。为了办洋务，而“科敛以应一时之需，竭蹶经营而求自强，家国生民必有承其害者，其势亦万难持久。”(以上皆引自《条议海防事宜》，《郭嵩焘奏稿》（以下简称《奏稿》）第339—347页。)

　　不久以后，郭嵩焘出使英法，对两国社会进行了两年多的考察，对西方资本主义有关富强的种种问题，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与此同时，洋务运动以更大的气势开展起来，范围上从军事工业扩展到民用企业，目的上从抵御西方的军事入侵扩展到牟取经济利益。郭嵩焘归国以后，痛苦地发现中国富强事业的进程与他所设想的理想途径相去越来越远，他所了解的西方得以富强昌盛的秘诀，被中国那些以求富求强为职志的*家所漠视。他觉得洋务派把中国引向了一条毫无希望的道路。因此，他更积极地鼓吹他那种依靠“百姓”、“商贾”发展经济的主张，更激烈地抨击洋务运动。

　　在洋务派看来，“富强”就是指封建国家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对内对外都建立起令人敬畏的权威。这种“富强”与人民大众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郭嵩焘针对这种观念，指出洋务派官僚虽然口口声声仿行西法，却不知“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与友人论仿行西法书》，《诗文集》第253—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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