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显，从曾国藩开始，在洋务集团决策者的周围集聚了一批洋务运动的参谋、鼓动人员，他们有的入幕，有的则在幕外。当年曾国藩“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侯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家，无不毕集，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注：《西学东渐记》第74页。）上述人员实际上构成了洋务运动中的参谋、鼓动层。他们大多经受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的巨大刺激，有反侵略精神，同时又在不同程度上继承了龚自珍“一祖之法无不敝”的变法思想，反对“事事必拘守成法”，接受魏源的“师夷长技”思想。他们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参与洋务运动后或于幕内参谋决策，或于朝野撰写书文，鼓动宣传，广泛宣传洋务思想，开创了“西学大兴，人人争言其书司其法、欲用明变俗”（注：《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第181页。）的很有声势的局面，创造出一个举办洋务、兴建近代工矿业必需的外部社会条件和意识形态环境。这一层次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容闳、郭嵩焘、薛福成、马建忠，冯桂芬、郑观应、王韬等人。

　　容闳是洋务派最早最具实干精神的参谋与助手。他在1863年与曾国藩初次见面时向其建议创设机器厂。意见被采纳之后，他受曾国藩委托亲自携银6.8万两赴美采购机器，1865年所购机器运回上海装备了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尔后，曾国藩来局视察时，他再次建议在工厂附近续设兵工学校培养人才。此外，容闳还向文祥条陈发展工商、开矿筑路、创纯粹华股之汽船公司等，而最重要的是建议和督导留学。为了将西方科学技术输入中国，他提出了选派学生留学美国的计划并得到了曾国藩的大力支持，并经其领衔奏请获批准。从1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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