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这种认识，洋务派便利用他们的权势积极创办学堂，为培养新式人才创造条件。１８６１年，恭亲王奕訢即以外交需要为由，率先奏准在北京设立“京师同文馆”，开近代新式学堂之先河。稍后，上海、广州同文馆先后设立。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和矿业、交通、通讯等相继开办后，各企业自办的学堂陆续涌现；翻译西学和派遣留学生也继起发展。其间，虽然多次遭到封建顽固派的极力阻挠和反对，然而他们坚持办学不缀。

　　洋务派为什么把兴办新式教育放到如此重要的地位？他们期望新式教育对洋务运动乃至当时中国发挥哪些作用呢？概而言之，是因为当时的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洋务运动乃至中国近代化的发展。洋务派为了实现“自强”、“求富”的目标，不得不对其进行揭露和抨击；不得不花费巨大的气力研究和宣传西学；不得不冒天下之大不韪毅然创办新式教育，为洋务运动培养和储备人才。

　　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统治集团为培养和选拔官吏而长期维持的教育考试制度。它以儒家封建思想文化为教育考试的中心内容，以作八股文、试帖诗等为考试方式，以考中授以高官厚禄为诱饵，驱使天下士子将一生有限的精力损耗其中。在这种制度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思想禁锢，眼界狭小，能力低下。他们中的大多数除致力钻营官场谋取一官半职外，对国计民生与人情风俗很少知晓，对自然科学更不屑一顾。用这种知识和能力构筑的官僚队伍和知识阶层显然既无力抵御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也不适应创办大机器工业使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需要。新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急需大批适应它发展的新式人才，科举制度则造成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对此，洋务派深有感触，在多种场合乃至公开的奏疏中揭露和指斥科举之弊，建议朝廷进行变革。郑观应《盛世危言·西学》中揭露到：科举“鹜虚而避实，遂以浮华无实之八股与小楷试帖之专工，汨没性灵，虚费时日，率天下而于无用之地”。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则指出：列强“以兵胁我。殆无虚岁，而求练达兵略精通洋法者恒不数觏”，原因在于科举制度使人“仍舍章句、弓马未由进身”，因而发现“所用非所学，人才何由而出？”的慨叹。他告诫清廷，“若非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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