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揭露和抨击科举制度的同时，洋务派与一些开明士绅公开倡言学习西学，极力为西学的传播争一席之地。他们通过洋务实践，逐步加深了对西学的认识，深感不学西学无以富强。李鸿章曾对比中西明确指出：“综核名实，洋学实有逾於华学者”［⑤］。他在奏设上海外国语言文字学馆时，借阐述学习外语之机发挥说：“彼西人擅长者，测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无不专精务实，泐有成书，经译者十才一二，必能尽阅其未译之书，方可探赜索隐，由粗浅而入精微。我中华智巧聪明，岂出西人之下。果有精熟西文者转相传习，一切轮船火器等巧技，当可由渐通晓，列中国自强之道似有裨助”，并将培养这种人才作为“绥靖边陲之原本”［⑥］。奕訢也对此深信不疑，强调对西学“倘能专精务实，尽得其妙，则中国自强之道在此矣”［⑦］。他们将学习西学称作实现自强之道、之原，其认识已明显高于鸦片战争时期。首先是由单纯提倡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和船炮制造等技艺发展到学习外国语言文字、自然科学及其技术的诸多学科，还包括了世界地理、历史、国际法乃至商业、贸易等社会科学。更重要的是，开始逐步认识到西学的科学价值和社会作用，不仅将其由技艺上升到为学的地位，而且已将其与中学并列，其实质在于认为西学在诸多方面高于中学。有的甚至提出“学以致用为贵，本无中西之殊”的命题［⑧］。不过，在当时条件下，洋务派还只是主张在不触动中学原有地位的前提下引进西学。总体上，还是采取了为后人所总结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案，为西学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然而，在封建思想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创办新式教育，培养新式人才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巨大阻力。其中，有以“正人君子”自命的封建顽固派形成的强大*势力；也有意识形态领域长期形成的陈腐观念；还有种种为既得利益或卑鄙目的所驱使而进行的挣扎和发出的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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