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上述所有的理论迄今为止还很不完善，还有待于进一步的修正、补充或验证，但毕竟是建立在中国几千年丰厚的历史资料和现代科学理论的基础之上，而且对当代中国多次重大自然灾害作出了相当成功的中长期预报，由此得出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灾害运动的客观规律和真实面貌。它要求我们在研究此一时期的社会状况时，应该充分地估计到这种源于大自然的力量及其影响。对此持完全否认的态度或者不分青红皂白地将一切重大自然灾害与某一特定时期的*背景绝对地联系在一起，不仅有悖于灾害周期性爆发的事实，还可能由此推导出一系列荒谬的结论。这样说并不是要否认人类活动在灾害的形成及其向社会的扩散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从上面的叙述中也可以看出，并不是所有的重大灾害都与太阳活动的谷年或峰年有关，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灾害总的来说表现出一种愈演愈烈的趋势性变化，而不仅仅是周期性的振荡；而且与历史上其他的灾害群发期相比，清末宇宙期是公认的自然变异程度较弱的时期，但其造成的后果却惨绝人寰，无与伦比。这些现象很显然不是纯粹的自然因素恶化所能尽善尽美地予以解答的。

　　事实上，在自然灾害的形成过程中，人并不只是一个“受虐者”，在很大程度上还扮演着一个重要的“施虐者”角色。在当时的情况下，人们固然还不可能直接干扰大气运动过程，但通过改变其下垫面如森林、植被、水体、土壤等性质，却可以极大地改变局地气候条件。人类不自觉不合理的社会经济活动在地球表层造成的环境退化和生态危机，无不成为引发或加剧自然灾害的重要因子。何况与环境周期性的异常变化不同，由人类导致的生态退化一般来说都具有不可逆性、累积性和很强的滞后性，环境学者称之为“隐形的狼”，一旦退化发生、不仅很难恢复，还可能形成一种加速度发展态势，以致来自外界较小的干扰也会引起生态系统内部极为剧烈的反响，造成的灾害也会更大、更频繁、更严重。不幸的是，正是在上述宇宙环境突变的前后，清中叶以来因人口的爆发性增长而产生的人、地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和程度，两者相互叠加而形成的共震效应，自然使得此一时期的灾害来得异常的猛烈和频繁了。

　　与历史上中国人口发展比较典型的周期性波动不同，清代中国人口的数量一直处在不断的扩展之中，并接连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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