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前有充足的粮食准备，灾时有有效的抗灾救荒措施，灾后又能妥善的恢复生产重建家园，那么即便是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情况下，也是可以尽量避免或最大限度地减轻其对于人民生命财产的危害的，否则，灾与荒必然如影随形，相伴而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在考察“丁戊奇荒”的时候，即把它看成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内部危机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历史进程中经济凋弊、*腐败等社会危机演化发展的必然产物”。（注：参见李文海等：《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6-113页。）显然对于整个洋务时期的灾害、特别是由此引起的饥荒来说，这个结论也是适用的。
三
以上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对洋务时期自然灾害的状况及其成因作了一番具体细致的探讨，其目的无非是为了说明，在经过被时人称之为“有开天辟地以来未有之奇愤”的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在经过近代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国内战争即太平天国暨捻军起义之后，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重要的灾害群发期却进入高潮阶段，它从时空两个方面，将我们这个民族在这一时期所遭受的种种苦难进一步无情地延伸了下去扩展了开来，对当时整个的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十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虽然内战外患等体现近代中国两大主要社会矛盾的人为因素在灾害的形成和扩散的过程中至关紧要，但其后果毕竟是由自然因素所触发的，是以自然灾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因而也就与战争等直接的人为破坏形式不同，有着它自身的运动特点和规律。而作为中国工业化最早实践的洋务事业，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沉睡千年的中世纪老大帝国在汹涌澎湃的世界资本主义大潮冲击之下的一种应变反应，但毕竟也不是空中楼阁，毕竟要以整个国家固有的社会经济生活作为它的立足点和生长点，在一个以“靠天吃饭”的传统农业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国度里，其社会经济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又要受到生态环境等自然力量的制约。借助于这样的中介，洋务运动无论如何也脱不了自然灾害对它的影响。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在提及洋务运动的社会背景时，总不免要为其倡导者们错失了这样的历史机遇而扼腕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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