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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末灾害群发期看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史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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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47:1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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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亿、3亿大关，在道光初年即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超过4亿，最终奠定了近代中国人口规模的基础。这样一种增长型人口机制就决定了清代中国的人地关系及由此导致的生态变迁有着以往所不曾有过的鲜明特征。因为人口的剧增不仅导致某一地区人口密度迅速加大，也势必促使大量人口迫于持续不衰的生存压力而由密集地区向地广人稀的地区源源不断的迁移和扩散，乃至出现所谓“土满人满”的情况。即便是在固有的生态背景下，人类活动在空间上的这种急剧的扩张和聚集，也意味着人类较之往昔可能要承受更多的灾害，意味着更多的生命或财产要受到灾害的打击。早在本世纪三十年代竺可桢先生即精辟地指出，造成十七世纪以来的三个世纪直隶水灾特多的原因，既不是史料记载的偏差（即直隶为首都所在地，故水旱记载较详）产生的错觉，也不是永定河河道变更的结果，“比较的最圆满的解释”应该是“人口的增多和海河平原上农事的勃兴”，“因为以前即使有水，也不成灾，至此是有水非成灾中可”。（注：竺可桢：《直隶地理的环境和水灾》，《科学》，1927年第12期。）何况人口并不等于人手，在技术、制度无何变动的前提下，不断增长着的人口势必降低农业劳动生产率和人均粮食占有量，限制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增长，加深民众生活的贫困程度，使愈来愈多的人口经常性地处在饥饿半饥饿状态，结果大大降低了人类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光绪初年的华北大ｊìｎ＠①之所以死了那么多人，与该地区人口的持续增长不无潜在的关联。从人口变动的大趋势看，当时的北方地区和全国的情况大致相同，但与之相应的升降过程并不是南北同步的。尽管陕西省自1856年起人口即急剧减少，河北省自60年代开始也有所下降，可山东、山西、河南等省的人口几乎一直保持了缓慢增长的势头，因而到1877年，北方五省人口总数仍高达107,808,000人，几乎接近1851年的水平（108,352,000人），只是在连续的大ｊìｎ＠①奇荒之后，北方人口才急剧地减少，并跌至近代人口变动曲线的最低谷。（注：章 << 上一页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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