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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末灾害群发期看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史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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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47:1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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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十一年）大水而后，“始无岁不荒，无县不缓，以国家蠲减旷典遂为年例，夫癸巳以前，一二十年而一歉；癸巳以后，则无年不歉”。见李鸿章：《请减苏、松、太浮粮疏》，左宗棠：《议减杭、嘉、湖三属漕粮疏》（同治三年）。见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61页。）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因山地或河流上游水土流失而招致下游大规模围垦的现象在华北及其他各地也普遍存在着。直隶南部的东淀，至清中叶“百数十年来竟已占去大半，丛芦密苇，弥望无涯，不特难容多水，即淀中旧有河道，亦因而淤垫”。（注：李鸿章：《东淀水道清理完竣疏》。《道咸同光四朝奏议》，卷二十八。）河南、山东居民甚至于黄河大堤之内“堵筑私埝”，“租种滩地”，以致“河身渐逼，一遇汛水涨发，易于冲溃汇注，堤根即成险工”，（注：《清朝文献通考》，卷八，考4921。）而且由于“河堤对外均属民田，亦无隙地可以迁徙”，只能令其“各守旧业”；（注：《清朝文献通考》，卷九，考4939。）珠江下游滨江沿海各县，也“每于沿海浅水，堵石筑坝，拦阻泥沙，淤成田亩”，进而“围外加坝，田外生田”，致使“河面日蹙，出水日艰”，每逢“大雨时行，各江盛涨,上流各属动遭水患，决围溃堤，间岁相望”。（注：光绪十年五月二十一日《会奏广东积弊折》。《彭刚直公奏稿》，卷五。）垦山与围湖，这两种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农事活动，就这?通过大自然的水文运动联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并将全国大部分地区化成了一个息息相关而又恶性循环的生态破坏链。至于长城以北的农业开发，同样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只是性质有所不同。如原系蒙古草地的托克托城和和林格尔等山西口外各厅，“从前开垦之始，沙性尚肥，民人渐见生聚。迨至耕耨既久，地力渐衰，至咸丰初年，即有逃亡之户”，其原因就在于“承种地亩，均被沙碛碱废，不堪垦种”，因此当所谓的土著农民后来因“收成荒歉，无计谋生”而“挈家他适”甚至“丁亡户绝”时，遗留下来的只有“黄沙白草，一望弥漫”的沙漠化景观。（注：光绪四年《查明和托两厅遗粮无法招佃请予豁免疏》、光绪五年《勘明和托二厅荒地仍垦豁除疏》，《曾忠襄公奏议》，卷十，卷十三。）人们在盲目的改造自然过程中固然暂时满足了其自身目前的口腹之需，却招致了大自然更大的报复，并将其后代带进一个危机四起、灾害频仍的生境之中，得耶？失耶？不言而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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