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第338页。)重温一下马克思对英国资产阶级在印度进行近代化所作的上述评价，对我们今天正确评价洋务运动是不无裨益的。洋务运动在旧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所发展的社会生产力，是属于官僚买办资本性质，它虽有别于外国侵略资本，但同样既不会解放中国的人民大众，也不会根本改善中国的社会状况，对它不宜作过高的估价。至于它在为旧中国走向资本主义近代化创造一定物质条件等方面所起的客观积极作用，也诚如马克思所说，仅仅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而已。
当然，中国本国资本主义一开始就分化成官僚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的过程是异常复杂的，决不能一刀切。两种资本都是顺应着中国近代化的历史潮流而生，都是在中国大地上土生土长的，是一对孪生兄弟，先是互相依靠和互相利用，继而又互相矛盾和互相排斥。这一错综复杂的关系，在中国资本主义第一个投资高潮的官督商办企业发展过程中，呈现得最为明显。即使到了北洋政府时期和国民党蒋介石统治时期，两种资本的关系仍然同样错综复杂。但是，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两种资本还是具有明显的区别。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官僚买办资本所走的是依附外国侵略资本和保持本国封建制度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式的近代化道路；民族资本要求走摆脱外国侵略资本和改革本国封建制度的独立式的近代化道路。
总之，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运动的开端，但它又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式的近代化运动；它是中国本国资本主义的一部分，而且是首先产生的，但它又是属于早期官僚买办资本性质的畸形资本主义；它是近代中国的新生产力，具有促进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进步作用，但它又是外国侵略中国的支柱，具有阻碍中国社会独立发展近代化的反动作用。
清政府的整个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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