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拉拢印度当地王公的手法，和印度封建势力建立了反动联盟，借以维护它的殖民地统治。因此，面临富有抵抗外敌传统而又广土众民的中国，英国在取得两次鸦片战争的既得利益后，不得不千方百计地去扶植一个守约主和的清政府统治集团，作为自己消化侵略成果维护半殖民地秩序的工具。而英国的这一做法，是符合法、俄、美等国的侵略利益，并取得他们的支持和合作的。洋务运动和洋务派，正是上述国际背景下的产物。当太平天国和捻军等农民革命已被镇压下去，清政府洋务派于同治五年（1866年）二月密谕各督抚大臣妥筹借法自强办法时，也是把总税务司英人赫德的“局外旁观论”和英国参赞威妥玛的“新议论略”作为讨论根据的，也就是说，同样是按照英国侵略者定下的调子在跳舞的。(参见《洋务运动》史料第1册第15页。)
这里要着重说一下那拉氏在洋务运动中所起的作用。那拉氏一直是清政府同治、光绪两朝（1861～1908年）的最高统治者，也是洋务运动的决策者和指挥者。所有重大的洋务活动，都要报经那拉氏的批准，才能付诸实施。没有那拉氏的支持，开展规模那样大、时间那样长的洋务运动，根本是不可想象的。奕□、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从中央到地方的洋务实力派，都在那拉氏的控制之下。1865年4月，当农民革命力量已被镇压下去、清政府统治初步稳定之时，那拉氏便施展权术，突然宣布罢免功高望重的奕□，继而又宣布恢复他的职务，对奕□一打一拉，威恩并施，使得奕□从此对那拉氏一直小心谨慎，甘拜下风。至于洋务派中的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汉族地方实力派，更是在那拉氏的严密控制和操纵之下，要看那拉氏的脸色行事。以洋务运动主将李鸿章来说，对那拉氏可称百依百顺，不敢稍有逾越。梁启超的李鸿章传记中，曾有下列一段记述：“戈登曾访李鸿章于天津，勾留数月。其时俄国以伊犁之役，颇事威吓，将有决裂之势。李鸿章以询戈登。戈登曰：中国今日如此情形，终不可以立于往后之世界，除非君自取之握全权以大加整顿耳，君如有意，仆当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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