鞭，效犬马之劳。鸿章瞿然改容，舌挢而不能言”。(《饮冰室全集》专集第2册，第84页，中华书局版。)可见李鸿章对那拉氏为首的清廷的愚忠愚孝程度。在洋务、顽固两派的论争中，那拉氏表面超然于两派之上，玩弄平衡，实际上既是支持洋务派，又利用顽固派去牵制洋务派，借以维护她的最高统治权。1867年围绕着同文馆应否招收正途出身学员问题而掀起的洋务、顽固两派的论争，那拉氏基本上是支持洋务派的。她对御史张盛藻的反对意见“着无庸议”；对奕□驳斥倭仁的奏章及附件批转给倭仁阅读，奕□要倭仁酌保天文、算学人才，另设一馆的建议，也谕令倭仁照办，无疑是将了倭仁一军，使倭仁颇为狼狈。1884年奕□下台奕□上台以后，那拉氏还是继续推行洋务运动。全面主持洋务运动的李鸿章，以及新洋务派张之洞等人，实际上是那拉氏意旨的忠实执行者。那拉氏不仅自始至终地指挥和操纵着洋务运动，而且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洋务运动宣告破产以后，在她晚年掌权时期所执行的对内对外*路线，仍然是原有洋务运动的一套。因此，现在看来，与其把那拉氏作为顽固派的首领，还不如把她作为洋务派的首领，似乎更为确切一些。
清政府洋务派对外国侵略者奉行的“和好”政策，并非如奕□所说仅仅是在内外交困情势下的“权宜之计”，而是形成了一条妥协投降的外交*路线。当太平天国失败国内阶级矛盾缓和时，清政府洋务派虽然在对付外国侵略者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如大规模创办近代军用、民用企业，筹设海防，建立新式陆海军；也主动出兵去台湾和新疆，抵御过日本和英俄的侵略，在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中还敢于宣战，并打了一些漂亮仗，显示了一定的军事防御能力等等。但总的说来，在清政府洋务派继续坚持“羁縻为上”“委曲求全”的错误方针下，对外国侵略者妥协投降、屈辱求和的一面仍然是主要的，以致藩篱全失，主权丧尽，割土赔款，国将不国。洋务运动这一妥协投降的外交路线，是它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它的反动本质的一面，不能因为要突出它的进步性而勉强划出去。而且，这条外交路线，同样是以那拉氏为首的清政府整个国策的重要构成部分。那拉氏后来甚至提出“宁赠友邦，勿予家奴”的可耻公式，更是这条外交路线的登峰造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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