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李鸿章的一意避战求和的错误指导方针，成为战争失败的关键。战前坐视日军在朝鲜占据有利形势，是这一方针在作怪。丰岛、成欢的初战失利，固然是这一方针作怪；而正式宣战以后的平壤败战，敌军侵入国境以后的辽东败战，何尝不是李鸿章的被动应战缺乏战争决心所造成。至于海军方面的失败，则更为明显。黄海海战，是违反李鸿章意旨的遭遇战，是海军将领下决心打的。自后李鸿章便不许海军出动。当旅顺危急、丁汝昌赴津面请全力出援时，“鸿章詈之，谓：‘汝善守在威海守汝数船勿失，余非汝事也’。”(《中日战争》第1卷，第69页。)结果是坐视旅顺威海，拱手让敌，海军就歼，海防全失。战争败局已定后，李鸿章更坚决主和，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向日本屈辱求和。这次战争的失败，李鸿章的避战求和，实不能辞其咎，这不是苛求前人，而是历史事实。
二是李鸿章在这次战争中的一意避战求和，并非偶然，而是他在洋务运动中一贯执行妥协外交路线的继续。洋务派敢于对外开放，引进西方近代生产技术和科学知识，这是符合时代精神，远胜于闭关自守固步自封的顽固派的地方。但洋务派对待外国侵略者长期执行着委曲求全羁縻为上的妥协外交路线，这条路线是在外国侵略势力同中国封建势力相互结合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而以李鸿章执行最力。战前对日本侵台、并吞琉球和觊觎朝鲜等问题上的妥协，都是李鸿章竭力主张或主持的。因而在这次战争过程中，李鸿章开始则幻想日本不至于开战，战争打响则幻想列强出面干涉，战争打败则一心主和，一个前敌总指挥，对战争如此动摇不定，毫无决心，不打败仗才怪呢。李鸿章对外妥协成性的根源，半出于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本性认识不足，半出于封建统治阶级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养成的奴性，用文廷式的话来说：“李鸿章立功之始借资洋人，故终身以洋人为可恃。”(《中日战争》第2卷，第606页。)我们对前者可以谅解，对后者是不能谅解也不应谅解的。
把李鸿章的一生说成是悲剧性的人物，是梁任公在李鸿章传中定下的调子，用梁氏自己的话来说，便是：“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近年来有些论者，也运用这一论调来为李鸿章辩解。对李鸿章的一生是否属悲剧性人物，姑置不论，这里只着重论一下李鸿章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李鸿章在这次战争前，总制北洋，开府天津，屯练三万淮军，创建北洋海军，控制近代厂矿交通企业，军事*外交经济诸大权集于一身，气势□赫，炙手可热，是他一生功名事业的鼎盛时期。甲午战败，不仅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防务尽付东流，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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