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落得个身败名裂，一身之罪，被全国人民唾骂为卖国贼，诚如梁任公所说：“李鸿章盖代之勋名，自中日战争没。”从这一意义上，说李鸿章在这次战争中扮演了悲剧性角色，是未始不可的。李鸿章遭此打击，个人命运确属可悲。他的亲信盛宣怀便为他的处境叹苦说：“……战不能转负为胜，和不能挟兵自重，且和以后亦不能保全威望于华夏。”(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下），第370页。)战败以后的李鸿章，地位确很尴尬。但从国家民族大义立场上来说，李鸿章在战争中的种种表现，只能是一个罪责难逃的可耻角色，而不可能是一个为环境所迫或受命运捉弄的可悲角色。
当然，平心而论，李鸿章还不能算是这次战争失败的罪魁祸首，真正的罪魁祸首，是躲在幕后指挥的慈禧太后。战前挪用海军军费建造颐和园的是她；战争爆发前后一心做寿力主避战求和的也是她；当辽东战事打得正紧张时，她派翁同□赴天津暗示李鸿章通过俄使喀希尼议和；当敌人已在花园港登陆正向旅顺逼进的吃紧时刻，她照样大做其寿，举行隆重的庆祝仪式，粉饰太平，涣散军民斗志。李鸿章的一意避战求和毫无战争决心，实际上是在执行着慈禧的意旨。早在甲午九月十六日，翁同□在他谒见慈禧的日记中，已写下“论款事语极长，然天意已定，似不能回矣。”(《中日战争》第4卷，第501页。)李鸿章官复原职，派赴日本议和，并来京面授机宜，是慈禧的决定；李鸿章的不顾国人唾骂敢于签约，正倚仗着有慈禧撑腰。而在批准和约还是废约议战的关键问题上，慈禧大耍两面派手段，一方面向光绪表示“外论如此，只可废约议战”；另方面又嗾使庆亲王、孙毓汶、徐用仪辈逼光绪批准和约。当光绪向她提出迁都打算时，她微笑摇首说：“可不必”。接着又假惺惺地说：“和战之局汝主之，此则我主之。”(《中日战争》第1卷，第126～127页。)实际上和战之局完全由她一手把持，逼得光绪不得不忍痛批准和约。因此，慈禧是一意避战求和断送这次战争的罪魁祸首，而李鸿章则是慈禧意旨的具体执行人，在某一意义上讲，还是她的替罪羊。
（三）
历史的事物往往总是一分为二的。这次战争的惨败，一方面给中国带来了亡国灭种的危机，另方面也激发起全国人民救亡图存的革命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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