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是在批判和否定洋务运动的理论基础上形成的。直到这次战争失败之前，在中国推行了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一直被认为是富国强兵的当务之急，没有遭到根本的批判和否定。早期改良派虽较早地发现了洋务运动的一些缺点，提出了一些批评，但目的是为了补救和改善，并未从根本上加以否定。开始走上资产阶级革命道路的孙中山先生，在战争爆发前夕“上李鸿章书”中，对主持洋务运动的李鸿章，仍给予较高评价和寄托较大期望。这次战争的失败，才宣告了洋务运动的总破产，揭示了企图内保封建、外和列强的洋务运动此路不通，特别是和战胜国日本对比结果，不能不使人们提出“何以他国以洋务兴，而吾国以洋务衰也”的紧迫问题。维新派主将康有为、梁启超等对洋务运动的批判和否定，正是在这一紧迫问题面前陆续作出的。他们批判洋务运动是“补漏缝缺”，是“小变”和“变事”，而不是根本改变封建制度，故“风雨既至，终必倾坠。”梁任公下列一段批判洋务派的话更为形象化：

　　“譬之有千岁老屋，瓦墁毁坏，榱栋崩折，将就倾圮，而室中之人，乃或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或则补苴罅漏，弥缝蚁穴，以冀支持。二者用心虽不同，要之风雨一至，则屋必倾而人必同归死亡一也。夫酣嬉鼾卧者，则满洲党人是也，补苴弥缝者，则李鸿章、张之洞之流是也。谚所谓室漏而补之，愈补则愈漏，衣敝而结之，愈结则愈破，其势固非别构新厦，别出新制，乌乎可哉？”(《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册，中华书局版第83页。)就这样，红极一时的洋务派，被康梁说成是千年封建大厦的补苴弥缝者，和酣嬉鼾卧的封建顽固派一样，都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这是从这次战争失败中得来的惨痛教训。于是，洋务运动不得不退出中国*舞台，而让位给戊戌变法运动了。

　　戊戌变法又是这次战争失败的直接产物。梁任公说得好：“中国维新之萌孽，自中日战争生。”作为戊戌变法序幕的公车上书，便是直接为了反对批准马关和约而提出的。当丧权辱国的马关和约内容一经传出，举国哗然，朝野群起反对。正集中在北京应考的全国举人，立即发动了反对议和的公车上书。开始是一省或数省的举人，分别联名向清政府都察院上书，呈请代奏，随后是联合了十八省的一千二百余名举人共同上书，书由康有为起草并领衔，长达一万八千余字。书的主要内容是请求清政府拒和、迁都、练兵、变法，而第一次提出变法的主张，是康有为万言书的根本特点。康认为迁都、练兵等等还只是“权宜应敌之谋”，而根本的“立国自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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