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日记》,同治八年。),鼓励他们不必顾及反对派的指责,尽心兴办。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最高统治者对洋务派的信任与倚重,更重要地是反映了清王朝国防重点的转移。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国沿海地区陆续开始了造船、造炮、修筑炮台,编练水师的活动。
遗憾的是,海防建设长期各自为政,缺乏中央的统一组织,不利于从全体规模上协调力量、保证重点,抵御强敌。创设海军衙门很快提到议事日程。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光绪八年九月前驻日公使何如璋的奏疏。他强调指出:“防海异于防陆,陆军可以分省设守,海军则巡防布置必须联络一气,始无分兵势散之虞。七省濒海之地,港汉纷错,互有关涉,风轮飚忽,瞬息千里,苟分省设防则事权不一,呼应不灵,守且不能,何有于战?”急切吁请“特设水师衙门,以知兵重臣领之,统理七省海防,举一切应办之事,分门别类,次第经营”,以达“固海防”,张国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2册,第534页。)之目的。这份奏疏洞中症结,建议及时得体,但清廷没有立即采纳。中法战争中,海防“事权不一,呼应不灵”的弊病彻底暴露。法国舰队乘机重创福建水师,攻击、封锁台湾,造成沿海七省处处戒严。惨痛的教训使创设海军衙门之议引起朝野高度重视。张佩纶、刘铭传、李鸿章、曾国荃及总理衙门等交章呼吁于下,慈禧肯定于上,称统一事权,大练海军“为目前第一要务”(《清德宗实录》,第3册,第1023、501、1103页。),从而使海军衙门得以迅速创立。
海军衙门的设立又适应了洋务运动发展的需要,说明当时中国已初步具备建立海军的条件。清王朝自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