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二，第16页。)如果那拉氏是洋务派首领，李鸿章怎么会发这种牢骚？即以修造铁路为例：一八七四年，李鸿章向奕□提出建议，奕□虽然赞同但表示“无人敢主持”；一八八○年，刘铭传正式陈奏，顽固派群起反对，最后上谕宣布“著无庸议”；一八八一年开平矿务局修了一条运煤铁路，李鸿章走奕□的后门，由奕□出面，到一八八八年才从唐山展修到天津；当李鸿章打算从天津展修到通州时，又遭到激烈反对，计划终于搁浅。那拉氏不得不依靠洋务派以维持清朝统治是迫于势，因而不能不批准某些洋务派的计划，但并非出自本心；以为“批准”就是“领导”、“决策”、“指挥”、“支持”、“推行”，恐怕是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
“国策”论者花了许多力气、兜了很大圈子，无非是想要说明，洋务运动是“中国封建主义勾结外国侵略者共同镇压中国人民革命的罪恶产物”，是清朝统治集团“为了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这一反动目的而搞起来的罪恶产物”，是“外国侵略者一手扶植起来并直接间接为外国侵略利益服务的罪恶产物”，(《历史研究》1979年第2期：《重评洋务运动》。)从而论证洋务运动是在“对外妥协、对内镇压”的总方针指引下的买办化或洋奴化运动。但整个论述充塞着运动发生的背景、运动发起者的地位、动机、目的，几乎没有涉及运动本身，而且不少是“莫须有”之词。为了说清一些问题，这里需要弄清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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