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的中国，处于农民战争渐次平息、资产阶级*运动尚未兴起的“革命低潮时期”。资本主义潮流正以不可阻挡之势磅礴于世界，并通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商品倾销，在中国人面前显示出它对封建主义的优越性。改朝换代的可能因农民战争的失败而已经失去，亡国灭种的危机却因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而紧迫起来。但是，并非所有的中国人都具有这种时代的紧迫感。社会的底层——广大人民没有可能去接触世界、了解世界。上层人物以及知识阶层，绝大多数对世界也瞢然无知，而且冥顽不灵。四、五十年代，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刺激下而睁眼看世界的林则徐、魏源曾经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但毫无反响。历史的惰性窒息着中华民族的生机。

        打破这种历史惰性的是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农民揭竿而起，以摧枯拉朽之势扫荡着地主阶级顽固腐败势力，给封建的经济、*、文化以巨大的冲击。为了对抗农民军，最高封建统治者被迫起用地主阶级中比较有见识、有能力的一些人，并给予他们越来越大的权柄。这些人在镇压农民军的血腥战争中，在“借师助剿”的肮脏勾当中，真切领会到洋枪洋炮的厉害以及拥有洋枪洋炮的外国侵略者对中国的长远威胁，于是凭借手中的权柄，积极创办“造船制械”的军事工业，迈开了“师夷之长技”的第一步。如果说，改良是革命的副产品；那末，洋务运动也可以说是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副产品。

        没有太平天国对清朝腐朽的权贵势力的打击，一贯执行“太阿从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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