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从这些军工厂的内部管理来看，其非企业性更为明显。一方面，军工厂的一切投资和日常经费均由封建政府通过财政途径划拨，决定了它们的生产管理决策权直接掌握在政府官员手中。尽管洋务派官僚在许多军工厂中聘请洋人做技术顾问、或由洋人来具体管理，实际上这些洋管家只不过是洋务派官僚在企业中的代表而已，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样生产以及生产规模的扩大与缩小，都由清政府决定。另一方面，军工厂的人员安排由清政府决定，企业内部实行封建式衙门管理。

所以，洋务派官办的军事工业，算不上什么企业，它与传统官办手工业没有根本的区别。至于官办的民用工业，其产品除直接供给政府，满足政府需求之外，主要用于市场销售，商品生产性质表现的较为明显，但其内部管理体制与官办军事工业无甚差别。　

这种官办官营工业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封建政府，必然受封建官场恶习的影响，最终的结果只能是经营混乱，管理无方，人员冗杂，领取干薪，徇私舞弊，扯皮推诿等现象难以避免，工厂效益低下，毫无生机可言。“制造局积弊，在换一总办，即添用心腹委员三、四十名，陈陈相因，有增无减，故司员两项，几至二百，实属冗滥”¹。如台湾基隆煤矿，从1878年建成投产便暴露了经营管理上的混乱和管理者的无能。正式投产时，该企业设计生产能力为300吨，实际只能日产100吨左右，三分之二的矿山设备能力未能得到发挥。在煤炭运输方面，矿务局以防止洋商援例在台湾沿海行驶洋船为由，拒绝使用汽船拖拽煤船之法，用旧式驳船借助风力行驶，以致运输力量远远落后于生产的需求，严重阻碍了煤矿生产能力的发挥。在产品销售上，不分析市场情况，一味坚持高价政策，使市场大为缩小。至于局内大小官员、营私舞弊，贪污等腐败现象，更是普遍存在。由于其经营上的极端混乱和长期的腐败不堪，最终以长年亏损而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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