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教门》没有来得及对教门的历史发展提出完整的解释理论，但该书的各种资料显示了民间教门和其他的社会集团乃至和国家高层权力之间具有极其复杂的结构关系。作者对此也一直保持着敏锐的观察力。在某种意义上讲，对这些史迹的钩沉可能比整理教门的源流更为重要。
试举一例：九宫道道书中记载了一则教主李向善劝化慈禧并受敕封的故事。这类故事，通常是用以表达民间教门神话能支撑甚至超越国家权力的*隐喻，因而为教门内部文献所常见。但《山东教门》则注意到了清末档案保留下来的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运动中的一道上谕，由此揭开了九宫道和高层*之间极不寻常的关系：
五台山南山极乐寺住持僧普济，戒律精严，深通佛法。现在天津事机紧迫，所到夷船甚多，该僧素善修持，心存报国，著即联属义和团民设法御击剿办，灭此凶夷，毋任肆扰，荼毒生灵，实为厚望。[27]
目前还没有更多的史料说明李向善（即普济）是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渠道和清朝高层发生联系的。道书和口传表明李从小是个流浪人，20岁左右因入道成了囚徒，此后他到五台山当了和尚，却以道门式的“弥勒佛转世”自诩，在南山修起了极乐寺。据说在光绪十八年（1892）受敕为“极乐寺丛林普济禅师”。据现有史料，李氏从囚徒到主持的约25年间，大体上有这样一条活动轨迹：“民间教门——佛教圣地五台山——极乐寺主持——王朝高层*”。这个轨迹的关键显然是五台山：有清一代统治者尊崇的文殊菩萨道场。
这条上谕还透露了一条重要信息：至少在1900年以前，清朝高层是知道并允许“普济禅师”之“修持”和传播“神通”的。这样，到1900年的动荡中，在国家职能面临崩毁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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