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如果把上述李向善的活动轨迹扩展到地方社会，我们从《山东教门》里可以找到更多的事例。比如，康乾年间单县显赫的刘氏家族支撑至少是在客观上掩护了100多年的传教活动；咸同年间的农民大起义中，莘县延姓离卦教首超越保甲体制和自然村落，建立了延绵十数里的军事寨堡；民国年间的九宫道和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都善于和*结缘，吸纳文武官僚，划分地盘，进入都市，直到组织起一支支属于地方正式体制的军队。这类教门出现了相近于李向善的活动轨迹：“民间教门——寨主/官僚/武装——地方权力”。教门内部单线的或多元的谱系叙事史因此变得立体化和多面化：它们活动在由特定的制度、组织和人事的关系所组成的社会系统之中，极力将本组织的信仰和活动延伸到其他社会层次中去，拓展出一个个新的生存空间，和其他社会组织及其文化之间发生极其复杂多变的结构关系。人们经常用以概括传统秩序格局的家国同构概念或同心圆图式，在这里出现了宛如烧瓷时的“开片”效应：由于地方性结构关系重组而形成的“裂纹”纵横交织，将理想图式划分成一片片规格不一、层次紊乱的部位或空间；不过，无论这些“裂纹”怎样复杂，在它们分割的大小空间里，仍然延续和模拟着“家国”一体的“同心圆”原生图版。

路遥教授在《山东教门》的前言中提出：“民间秘密教门的生成与依存，同社会生态环境、*、经济、文化、宗教诸因素密切相关，可是，本书还不能涉及这些重要问题。”对此，他向我们直言：解释工作或者说理论研究尚待于继续。我们不能要求一部开拓教门叙事史为主题的书，再去开拓其他的方面——这样反而会冲淡原定的主题。不过，10年田野调查中得到的业已公布和未及公布的史料，已凝为文字的成果和文字之外的思考，共同构筑了一个向新的认识高峰攀越的平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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