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外力的冲击仍然不断改变着中国人的“天下”观念。近代地理——时空概念的引入，以及相伴随的思想格局的变化，让中国开始由天下走向世界，有了“自我”与“他者”的区分和联系。传统社会中分散的臣民，在新的世界格局下结为具有共同命运感的共同体。这种以国家的方式建立新的民族认同的过程，也是天下主义向民族主义转化的过程。而这种新的民族主义转化也标志着以华夏中心主义为核心内容的传统民族认同符号已经呈现危机。这一时期以洋务运动为背景进行的思想和社会实践，就是为了应对这一民族认同危机而出现的。 

二 

郭廷以在《〈郭嵩焘先生年谱〉序》里说过：“洋务含有两种意义，一为讲求如何‘驭夷’，即外交；一为讲求如何自强。”[4]然而，驭夷和自强虽然同为洋务运动的一体两面，却隐含着截然不同的民族主义思想。具体地说，驭夷强调外交，仍然带有弱势文化背景下中国传统民族主义的排外思想；自强却意味着民族独立，带有强烈的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特征。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同时存在，说明了洋务运动虽然具有清醒的民族主义意识却立场含混和暧昧。实际上，因为中国传统民族主义具备的超稳定性和封闭性，洋务运动的第一要务仍然是放在了驭夷方面，即使对西方的借鉴，也多停留在对器物的引进上，以此保持文化制度上的稳定。不过，在洋务运动中，也出现了像郭嵩焘这样的思想超前者，他的中西文化观，也可以被看作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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