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郭嵩焘毫不留情地揭示君主专制制度的弊害：“圣人以其一身为天下任劳，而西洋以公之臣庶。一身之盛德不能常也，文、武、成、康四圣，相承不及百年。而臣庶之推衍无穷,愈久而人文愈盛。颇疑三代圣人之公天下，于此犹有歉者。秦汉之世，竭天下以奉一人。李斯之言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为桎梏。’恣睢之欲逞，而三代所以治天下之道于是乎穷。”[19]明确指出君主专制制度把国家的兴衰系于君主一人身上，靠明君贤相是不可能保持社会的长治久安的。通过比较中西*文化，郭嵩焘看到了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活力，并因此感到传统天下主义“用夏变夷”说的虚妄，他说：“三代所谓用夏变夷者，秦、汉以后，一与中国为缘，而遂不复能自振。何也？礼义之教日衰，人心风俗偷敝滋甚，一沾染其风而必无能自立也！西洋开辟各土，并能以整齐之法，革其顽悍之俗。而吾正恐中土之风传入西洋，浸*渐积，必非西人之幸也。”[20]显然，在如何实现自己国家富强的设想上，郭嵩焘的思想，更符合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主张。  

因此，尽管当时清政府和士大夫官僚们认为只要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就能自强，而郭嵩焘却认为必须在更广泛的范围学习西方文明成果，并明确对洋务派单纯搞军事科技的做法表示怀疑，他说：“舍富强之本图，而怀欲速之心以急责之海上，将谓造船、制器用其一旦之功，遂可转弱为强，其余皆可不问，恐无此理。”[21]在此基础上，郭嵩焘进一步提出，学习西方，不能单学军事，更重要的是教育、冶矿、采煤、铁路、电报等文化科技，“盖兵者末也，各种创制皆立国之本也”，如果没有社会的全方面的发展，纵使学得西方兵法，也好比“殚千金以学屠龙，技成无所用之”。[22]这些认识反映了郭嵩焘对建设一个近代民族国家的认知程度，体现了他渴望祖国富强的民族主义主义情感。从当时的历史语境来看，他的主张和建议基本上是正确而实际的，顺应了时代的呼唤和历史的要求。 

总之，郭嵩焘主张摒弃“夷夏之辨”是为了正视中国落后的现实，扫除向西方学习的心理障碍，探讨民族自强的途径。他通过对西方社会的全面观察，分析其富强的根基，同时对中国传统民族主义进行深刻反思，探究其落后衰颓的原因，最终确定了以多方面学习西方、谋求民族自立自强为中心，以保卫国家、反抗外来侵略为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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