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体”、“用”的争论，是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西近代文化交流史上一个冲突焦点。一般认为，“中体西用”赋予西学的价值只是工具的价值，中学属传统文化，其核心是“伦常名教”，具有本质的和基本的价值，因此是必需保持稳定和不变的。冯桂芬就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12]薛福成也说：“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13]郑观应也主张：“主以中学，辅以西学”[14]。应该说，“西学为用”冲破了传统思想文化的禁锢，开阔了人们视野，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它试图在传统民族主义和近代民族主义之间寻求兼顾，可以被认为是从传统民族主义到近代民族主义转变的一种过渡思想。但是随着历史的前进，在兴办洋务的具体实践中，人们日益碰到有形和无形的“中体”障碍，并发觉西学是“体用兼备”的，“中国求其用而遗其体”，结果 “西用”常常被“中体”所困扰，导致问题日益复杂。 

对此，郭嵩焘作为一个具有近代民族主义意识的先行者，勇敢地向西方的文化教育和*体制中去寻找答案。他因此提出了*改革问题，主张取法西方民族国家的现代*制度，认为：“其强兵富国之术，尚学兴艺之方，与其所以通民情而立国本者，实多可以取法”[15]，“西洋立国有本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耳。”[16]并总结说：“西洋立国自有本末，诚得其道，则相辅以致富强，由此而保国千年可也。不得其道，其祸亦反是。”[17]这是郭嵩焘出使英法路上思考民族救亡问题的结论，那就是要救亡、要自强，只有向西方学习，而且要全面学习，尤其要探求西方富强之“道”。郭嵩焘曾说：“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教也。（中国）圣人治民以德，德有盛衰，天下随之以治乱。……西洋治民以法，法者，人己兼治也，故推其法以绳之诸国，其责望常迫。”[18]事实上已经指出西方现代*制度的先进和科学，这在当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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