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先表现在郭嵩焘对于华夷之辨的看法上。当时，传统士大夫仍然强调明华夷之辨，郭嵩焘通过自己的实际观察，认为对西方绝不能再以蛮夷视之。他认为“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俱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5]，批驳了传统士大夫关于“中国有道，夷狄无道”的观念，并进一步指出过去比较落后的地区和民族可以转化成先进的地区和民族。并强调时至今日，中国与西方在人类文明发展序列中的位置已经逆转，“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6]这种进化的历史观推翻了以前的华尊夷卑观，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对于传统的华夏中心观，郭嵩焘也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见解。传统的华夏中心观认为中国居天地之中，是行纲常教化和礼义文明的结果，夷狄无此教化与文明，故居“天地之偏鄙”。清代乾隆年间修《皇朝文献通考》，确定“以琉球守东南，以高丽守东北，以蒙古守西北，以越南守西南”的“天子守在四夷”政策，称海外使者来中国为“万方来朝，输诚向化”。进入晚清以后，魏源的《海国图志》中各国地图均按经纬度确定地理位置及其大小，其形式与现代地图相似，在地理观上首先突破了华夏中心主义。但是，由于中国传统民族主义具备的超稳定性和封闭性，在中西文明的对比中，中国传统士大夫仍然以文明优越自居。传统的夷夏观虽然有别种族的意蕴，但其文化色彩更为凸现，“夷”、“夏”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在“夷夏”框架中构筑的天下格局里，中国是文明的中心，其他国家则居于“夷狄”的从属地位，文明交流上只能是单向度的以夏变夷，而决不可用夷变夏。士大夫受传统夷夏观的熏染，很难摆脱既成的文化优越心理和“内华夏而外夷狄”的思维定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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