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乾隆初叶清廷对文化政策的调整，以及惠栋诸儒对古学的倡复，经史考证之趋向，愈益受到重视，学术风气因之发生转向。上自帝王、儒臣，下至在野学者，无不注目于经义古学的倡导与研讨。风向所趋，一时成为士林之潮流，经史考证风尚遂趋于学术主流。继卢见曾之后，身任地方大吏的毕沅，实为奖掖学术之翘楚。毕沅以其独特的学术识见，延揽人才，集思广益，颇倾力于诸子、小学、金石、地理之学的校辑考订，《经训堂丛书》即其卓然成果；更广泛网罗官私文献，发凡起例，苦心经营，而成巨帙《续资治通鉴》二百余卷，从而对经史之学的发展，做出了值得称道的贡献。 

一、毕沅之成学与学术取向 

    毕沅，字纕蘅，一字秋帆，号弇山，自号灵岩山人。其“先世居徽之休宁，明季避地苏之昆山，又徙太仓州，后析置镇洋县，遂占籍焉”[①]。生于雍正八年（1730）八月十八日，卒于嘉庆二年（1797）七月三日，享年六十八岁。 

    毕沅父镛自少体弱多病，久谢举业，见沅资质异人，因对沅母张太夫人曰：“异日亢吾宗者，必此子也。吾多病，不能自课，君娴文事，宜严督之。”张太夫人因“手授《毛诗》、《离骚》，才一过，辄能复诵”[②]，由是母教宜励。在母亲的督课下，毕沅自十岁时即开始学作诗。张太夫人“口授《毛诗》，为讲声韵之学。阅一二年，稍稍解悟，继以《东坡集》示之，日夕复诵，遂锐志学诗”[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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